文字识途

读完一本好书，总是迫不及待想和人分享其中的好处。然而在一口气读完日本已故女作家米原万里的小说《欧莉娅·莫里索布娜的反语法》之后，我忽然有种千言万语道不出的踌躇。

如果做最简要的概括，这是一部关于解谜的小说。故事的开始颇有异域色彩，一九六〇年代的布拉格，苏维埃学校，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弘世志摩的十岁的日本女孩。她的所思所感大多集中在当时的舞蹈教师身上，也就是书名中的欧莉娅·莫里索布娜。欧莉娅老师年龄不详（看上去七老八十，本人年复一年自称五十岁），来历模糊（说一口带法语口音的俄语），骂人的词汇足以编一本小型字典。书名的“反语法”，指的就是她最喜欢用尖刻的称赞表达对学生的痛骂。“你说要想一想？火鸡也是在左思右想之后变成调味酱汁的！”诸如此类。虽然年迈又泼辣，欧莉娅老师同时也是整间苏维埃学校的灵魂人物，该校师生自上而下热爱庆典，每逢节日，各个班级的舞蹈全不重样，而这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或高雅或民族的舞蹈都由欧莉娅老师一个人指导。

志摩对欧莉娅的回忆来自解体后的苏联，她从日本远赴莫斯科，度过一重重申请，调阅当年苏维埃学校的档案。志摩感到疑问的事不止一桩，欧莉娅究竟是什么人？她和另一位又老又糊涂的法语老师埃莱诺拉对“阿尔及利亚”这个词的反应非比一般，这是为什么？当所有人涌向惟一有电视机的酒馆观看加加林进入太空的转播，只有欧莉娅和埃莱诺拉没有到场，几个好奇的女生们找遍全校，向两位老太太宣布新闻，然而埃莱诺拉一听到“拜科努尔”这个地名就昏厥在地。两位老师因为着装远远落后于时代，被学生们偷偷称作“老时尚组合”，这对组合的背后仿佛有着不可思议的秘密，曾经牵动着女孩们的心，不过，和大多数年少时的疑惑一样，秘密们随着时间被湮没和遗忘。

志摩的挖掘工作来自可笑的机缘，她在弟弟的婚宴上吃到了烤火鸡，不期然地想起老师那句经典名骂。经历过由捷克到日本的不适，又经历过舞者梦想的破灭，人到中年的志摩是个以翻译为业的单亲妈妈。苏联解体后，她有了亲赴俄罗斯的可能，也想最后一次试图寻找老师的秘密，就当是给自己的旧梦一个收尾。没想到，她在莫斯科邂逅的谜题远超过所有可能的预期。

正如志摩在老师的旧照片中目睹过的，在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欧莉娅曾以她的美貌和舞姿成为音乐厅的宠儿。奇怪的是，志摩发现老师竟然是俄罗斯人，而不是档案所写的“捷克公民”。更奇怪的是，那个音乐厅的一代娇女早在四十年代就因间谍罪名卷入肃清运动，被判死刑。死者不仅没有死，而且在异国活得那般泼辣动人，这实在难以置信。志摩还记得，苏联大使馆那个肥胖好色的武官就因为看到老师落后于时代三十年的打扮而受到惊吓，甚至从台阶滚下，不久便死于心脏病。

志摩的顺藤摸瓜得到了旧年好友卡佳的帮助，两个好奇又有行动力的中年女人都记得孩提时代的疑惑，卡佳多年来收集的资料，加上志摩在短时间的四处奔走，逐渐为她们拼凑出另一个深藏在历史面纱背后的欧莉娅。没错，她曾是舞台上的天之娇女，也曾是死刑名单上的一员，她靠容貌酷似的妹妹和自己交换才得以活命，却又必须担着妹妹的刑期远赴拜科努尔的管制所。那所收容所的冗长俄文名字的缩写，恰好就是“阿尔及利亚”。

纵览全书，三重色彩浓淡相杂，冲淡了历史本身的黑暗与沉厚。捷克的少年时光纵有轻愁也遍布阳光，宛如金色；日本的挣扎青年期是晦涩的灰，在捷克过得那样舒展的少女愕然发现，祖国竟然是这样一个“必须和别人一样”的僵硬社会；而那些被深深掘出的记忆则是血一样的红，当志摩和卡佳找到写下回忆录的肃清亲历者，从那位老太太的口中听到欧莉娅和埃莱诺拉在“阿尔及利亚”的种种，甚至发现大使馆的好色胖子也曾是流放地的看守，面对一幕幕人性在最黑暗时刻的上升与坠落，她们感到的不止是愕然或者痛楚那么简单。曾经，欧莉娅老师如同喜剧的代名词，她和她那些凌厉骂句代表的是记忆中的庆典、年少和欢舞，然而所有的喜剧到头来都是悲剧。悲剧过后，作为活下来的一员，欧莉娅以她鲜辣的反语表明，即便经历千百次折堕，人的精神始终朝向艺术的美，朝向蓬勃的生。

当然了，好色胖武官的猝死并不是“被怪老太吓出心脏病”那么简单。他是恶人中的一个，同时也有过施虐者所不多见的小小善意。当历史被写成小说，往往是看似最不经意的一笔承载最多。

个人认为，《欧莉娅·莫里索布娜的反语法》是一部奇书。说它奇，是因为一位日本作家来处理如此巨大的题材，奇异地没有我们所熟悉的日系小说的纤细，纵横交错的时间伴随着飞流直下的情节，更浸透了人性的大恶大善。难怪当年池泽夏树担任“文化村双偶文学奖”的评委时，一看到这本书就拿定主意，“今年的获奖作品舍此无它”。

介绍过鸡蛋的美妙，在此不免再浪费一些篇幅，说一下米原万里这个人。她曾随父母在布拉格的苏维埃学校度过少女时期，后来成为日本同传界的佼佼者，曾在苏联解体后担任过许多俄罗斯要人赴日的同声传译。米原五十六岁因病去世，读过她的小说，自然会感到她的早逝不仅仅是翻译界的遗憾。译而优则写的例子不少，米原在其中也算特出的。俄罗斯文学是她在另一个语境的母国，因此她的小说完全跳开了日本文学的“小家子气”，对喜欢俄国文学的中国读者来说，更有一种难言的熟悉，如顿河水浩荡不息。

渡边淳一在七十五岁开始写作《孤舟》，这部描写男性白领退休后生活的小说先是得到了女性读者们的认可，由此迅速普及到真正与之相关的男性读者之中，继而掀起日本媒体关于“孤舟族”的讨论。

在作家渡边看来，数量众多的男性上班族，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看不见的痼疾。他们从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公司工作，成为构成社会机器的大小不一的螺丝钉，由于工作忙碌，他们往往固守“男主外”的模式，而照顾家庭子女的任务就落到了家庭主妇的身上。做丈夫做父亲的渐渐成为家中的多余人，自己还茫然不知，直到有一天六十大关来临，退休的日子开始，他才伴随着震惊发现，自己宛如一叶孤舟，漂浮在社会的边缘，连家庭的温暖或是自由的快乐都无从体会。

当然，这也和大男人们习惯了颐气指使的作风有关。如《孤舟》的主人公威一郎，曾是某广告公司的销售主管，他平日连喝茶都不自己动手，只消对妻子动动嘴。这般四体不勤的男人，在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简直是稀有动物，在日本却是随处可见。威一郎本来对退休后的日子满怀憧憬，打打高尔夫，练练落下多年的围棋，学学法语，有大把时间归自己支配，光是想象都美得很。可实际一退下来，他首先感到的是无所适从。没了忙碌，以前需要挤时间的爱好也转瞬失去滋味，威一郎只能在百货商店和图书馆消磨时光。更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天天在家，妻子反而觉得不自在，说自己和朋友煲电话粥都处于被监视状态。妻子抱怨重重，态度一天比一天恶劣，最后甚至闹到了离家出走和女儿住的地步。

身为一名女性读者，我对威一郎的种种男性沙文劣根性多少有些无语。他完全不懂得为家庭付出，认为工资全部上交就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温柔。这样一个老爷，又有几个妻子能耐得住成日面对？妻子走后，你以为他该痛定思痛反省一番吧——并不，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把妻子的劳作视为理所当然的威一郎只觉得愤怒。他和家里的狗小太郎相依为命，继续着无所事事的老年生涯。他读了一些相应的书，也知道了妻子的反常很可能是所谓的“丈夫在家压力综合症”，不过要让威一郎主动道歉和退让，实在有违他的大男人宗旨。另一方面，毕竟寂寞难耐，经过一番考虑和比较之后，他加入了网上的约会俱乐部。

约会俱乐部，就是由男性会员支付会费和约会费，和年轻女孩约会。威一郎找到的这家俱乐部，据说介绍的都是身家清白的职业女性，约会时间也限定在四个小时内。有年轻女孩陪着吃饭喝酒聊天，等于是一种不带色情内容的变相援交。费用自然不菲。威一郎通过俱乐部认识了一个名叫小西的女孩，从此开始了他自以为的“黄昏恋”。

《孤舟》的写法是第三人称内视角，透过威一郎的处境和心理描述事件。读者得以看着他安排约会，煞费苦心。威一郎装得像个仍在高位的慈祥老伯，内心则渴望着能和小西有更加私人的交集。去过几次高级餐馆之后，小西说可以在威一郎家约会。她如约而来（前提是付给俱乐部费用），还帮他打扫和做饭。威一郎用狗作为话题，每次都试图和小西多聊一点，也盼着小西能向自己提问。老人的寂寥跃然纸上，其中也不乏对男性卑琐心理的细致刻画。难怪无数女性读者向渡边淳一反馈，“和我家那位一个样。”

渡边对威一郎是仁慈的，他的笔如同一盏灯，照出了男人西装革履背后的无力和卑小，也照出了浓重苦涩的老年阴影。故事在后半截不断转弯，带着读者看到更多的家庭日常风景。威一郎买好了小西爱吃的冰淇淋，不料在回家路上见到突然到来的妻子和女儿，他赶紧用蹩脚理由取消当日的约会，而妻子迅速发现厨房有“女人的痕迹”，勃然大怒。没过多久，威一郎扭伤了腰，他躺在床上整整两天，安慰他的只有忠狗小太郎。因着男性的自尊，他甚至没有打个电话给妻女。腰伤未愈，妻子飘然回家，当她发现经历半年独居的丈夫开始学会主动去门口取快递，夫妻关系似乎稍有改善。

最后，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小西忽然出现。大结局透着温暖，甚至可说是感人的。威一郎和小西坐在他们去过一次的高级餐馆，他鼓足勇气约小西去京都，结果被干脆地拒绝。小西说，我结婚了。她还说，我们可以继续见面，作为朋友，其实我早就查过，知道你退休了。不过你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俱乐部会员不一样，我看过你一个人努力地生活，觉得你很可爱。

也许因为渡边淳一毕竟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作为读者，总觉得他对威一郎太过“仁慈”，虽然写出了主妇的诸般苦楚，威一郎的妻子洋子仍被塑造得过于刻薄。不过作家纵然有所偏倚，毕竟还是有写作者的洞察之眼。渡边本人在《中央公论》的采访中说，虽然给出欢乐的结尾，不过他不认为那就是真正的结局。威一郎或许能学会改变，或许会走到和妻子离婚的地步。他还指出，孤舟族是日本的社会问题，“要减少‘孤舟族’，高龄男性本身必须由自己开始‘作出改变’。”

《一星期》是日本作家井上厦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初稿连载于《小说新潮》，从千禧年之初断续刊登，于二零零六年完结。按照作家原先的设想，正式成书之前需要好好改过，遗憾的是癌症让所有曾经的计划戛然而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仍是当年连载的旧貌，未经润色，却足够精彩。不夸张地说，这个发生在一星期之内的故事，和他那部著名的“科幻”大长篇《吉里吉里人》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一星期，具体到年份，是一九四六年，具体到地点，则是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主人公小松修吉有多重身份：一九四六年的他，是个营养不良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战俘营中的一名日军战俘；如果把时间往前拉一年，他是满洲电影公司的流动放映员，在黑河，他连同放映设备一起被守备队抓了壮丁，也就难免沦为战俘的宿命；再往前，他曾就读东京外国语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是一名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热血青年，他因为参与地下活动被捕，在严刑之后抛却理想，前往满洲。这样一段经历映在他人眼中，大抵是“一路背到头”的人生。

就是这样一个小松，因为精通中日俄三国语言，他的背运终于踩了刹车。某个星期一，小松被苏军拎出战俘营，转瞬成为文职人员。他的新任务是参与《日本新闻》的编辑工作，该报纸由苏联方面监督日军战俘编撰，发行对象也是战俘营的日军。苏军办事不含糊，上来先政审，看是否具有从业资格。妙的是报社总编科瓦连科乃至红军政治部的少尉契契科夫都是苏联数一数二的日语天才，双方一上场就是针尖对麦芒。小松主张，西伯利亚这么冷，不让人吃饱还得重劳动，战俘死伤无数，违反国际战俘条约。苏军回答，是关东军的头儿们“恳请”我们，让战俘充当劳动力，因为日本不愿负担遣还战俘的费用，也不愿突然多出这么多张嘴。

“战俘营买卖”是史实，井上用的不是历史学家的笔法，而把大背景放在了唇枪舌战之中。他本就擅写话剧，对话写得俏皮无双。小松所谓的“西伯利亚痴呆症”，是战俘们在极寒之地背负非人条件的必然结果，他们只剩下零星的生存热望，对美女的兴趣还比不上脑海中的食物来得重要。他更提出，造成这一切的并非苏军，却是日军固有的等级制度。同为战俘的军官们不用劳动，还尽可能地盘剥属下。小松在战俘营中的好友是一名被强征入伍的哲学教授，他据理力争的结果是被私刑处死，留下一个小松，嘴巴没有他硬，运气又比他好那么一点，把政审变成一场辩论。不过小松毕竟被攥在别人的手里，最终结果是乖乖干活，少说话多办事。

小松的每一天都很精彩，因为他的人生际遇往往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今天是个新编辑，明天就成了阶下囚。短短一星期，小松因采访从战俘营逃而复返的入江军医，偶然得到一份列宁在青年时代写给好友的书信。这封信揭示了一个秘密——在二十一世纪的读者看来当然算不得秘密，不过在当时该属于绝密级别——列宁提到他的少数民族血统，并提出要看重民族利益，这和他后来的“民族大迁徙”政策完全不是一码事。因为这封信的存在，小松被审问，被刺探，被轮番施以苦肉计美人计，和各种各样的苏联公务员交手过招。

其实若仔细推想，故事本身近乎荒谬，情节也完全不靠谱。例如那位军医的三千公里大逃亡，堪比公路冒险电影，在眼睛雪亮的苏联人民的土地上，这是连百分之一可能都不会有的事。不过井上的才能在于细节的诙谐。例如小松说到被俘时举着电影屏幕，主编说“那可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白旗”；又如小松把苏军爱用的三段论法写入文稿，立即被主编识破为“影射污蔑苏维埃”。

小松为人不乏正义感和同情心，他在中国辗转十一年，为的是追查当时毁掉整个日共地下组织的“M”。身为一个执着的复仇者，他成了自身生活的旁观者，因此能一眼看透对手的可笑，也能反视自身。看他和苏军斗志斗勇，借他的眼睛看到一九四六年的西伯利亚的另一面，感触良多。

从小里看，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往大里看，作者也在以他的方式书写那个时代。不过中国读者或许需要少想主人公的“日军战俘”身份，我本人在读的时候也不免去想，一想就觉得通篇减色。

在此不免占点篇幅，引用井上厦临终笔记的最后一页，也就是作家一生中最后写下的手书：
“继续诉说过去——
东京审判，是一场把所有不便全部推到被告身上，以便于上层和国民一同逃到无罪地带的仪式。
不清楚前途的时候，要是不好好学习过去，就无法看到未来。
——多的是瑕疵，却是从血泪中诞生的历史的宝石”

这段话是井上厦为他最后的话剧作品《东京审判三部曲》写的宣传词，作家对历史的态度可见一斑。大江健三郎是井上的挚友，也为《一星期》写过意味深长的书评。大江说，可惜自己没早些看到这本书，如果井上还健在，他一定要问问，小松是不是井上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也就是那个“如果不曾死去，而是活在战俘营”的父亲。生于三十年代的日本作家们缺失或忽视或遗忘的父亲形象，在小松身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更年轻的、真正属于战后的日本作家如村上春树，选择在俄狄浦斯式的寓言中一次次弑父，或许也和日本普遍存在的“不学习过去”的缺失有些关系。

小说可以是一种职业，也可以是一种情绪的排遣。对于夏川草芥来说，写小说的原因大约是后一种。他毕业于信州大学，在长野当医生，今年三十岁。他的第一部小说《神的病历卡》写的也是医院生活，男主人公栗原一止同样来自信州大学，在信州一所名叫“本庄医院”的中型民营医院工作。名为小说，更类似自传，尤其信州有一所“相泽医院”，据说夏川本人在那儿工作过，恰如故事中所写，该医院毗邻深志神社，再往北过了河，穿过四柱神社，就到了松本城旧址附近。

在这里比照现实，决非考据癖作祟。仅仅是为了说明故事的地理环境实有其境，信州仍是安稳的古城风貌，远非东京之类的匆忙都市。

故事主人公一止医生却在这样悠然古风的城市忙得不可开交。

本庄医院外树立着“二十四小时三百六十五天”的标语牌，实际情形则是内部医务人员慢性不足。一止是一名具有五年从业经验的消化内科医生，每逢急诊当值就得兼顾外科伤患，自己都感到缺乏底气。三天三夜驻守医院是常有的事，过度加班后回到借住的老旧公寓，发现身为山岳摄影家的妻子已经外出工作，医生便和四邻饮宴。落魄画家“男爵”，据说读了N年博士仍未毕业的“学士”，加上总用夏目漱石小说中人物语气说话的怪人医生，老公寓“御狱庄”的居民都有那么点儿流离于世的味道。

一止医生的日子具有双面性：忙得趋于灰暗，够不上“精英”；同时他热爱医生的天职，总希望给病患更好的治疗。他照顾的绝症病人都是大学医院判断“没希望”的老人，剩下的日子无非如何让病人过得愉快些。当平时显得幽默感过剩的一止听说大学医院直截了当地告诉患者时日无多，他愤怒又难过。因为，那是他一直想找个合适时机来迂回道出的残酷事实。

而生活不可能一成不变。故事从开始就围绕着一止医生面临的选择：是前往大学附属医院，还是继续留在这家忙得近乎荒谬的医院？日本的“医局制度”由来已久，许多医院都和大学附属医院合作，靠派遣医生支撑局面。身为“医局”的医生，一方面是可以仰赖大学的丰厚实力继续钻研，另一方面则是繁冗的人际关系，稍有不慎就会被下放到荒郊僻野的小医院。一止从大学时代就是出名的怪人，毕业时主动选择了和医局没有牵扯的本庄医院。不过这里毕竟庙小人少，加之大多是匪夷所思的病例——身为消化科医生，他往往一上午都在劝各色酒精中毒患者戒酒，对话之爆笑，再次提醒读者这很可能来自“亲身经历”。实在是隔行如隔山，只有医生才能写出如许细小的业内甘苦。

故事共分三章，也可以看作三例病症。患胰腺癌的男子，试图自杀的“学士”，以及，身患胆囊癌却反过来温暖了医护人员心灵的老太太。每当有人死去，即便是一开始就知道无可挽回，医生的黯然历历在纸上，如一声直抵心灵的叹息。何去？何从？作为读者追随着一止医生的忙碌日常，会比他本人更先窥见可能的方向。

老太太在去世前说，一止是个好名字。连起来竖写，就成了“正”。人应该在最初的选择停留，因为那往往是正确的。

老太太在去世前过了一个“违禁”的生日。一止医生和两名护士带她到顶楼平台看山，还找到带有她青春回忆的某款蛋糕相赠。一止后来失悔：身为医生，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不利于病人身体的结论？否则她可以多活两天，或是三天……

究竟怎样的选择才最正确，老人留下的信或许是最好的解释。重要的是快乐，这正是医生给她的。在丈夫死后的几十年间，她曾以为自己再也无法快乐。

《神灵的病历卡》在去年的书店大奖拿到第二名，奖项无非数字，不能衡量文字传达的感动。没有跌宕的情节，有的只是一个医生的日常：看他如何待妻子，待朋友，待病人，待护士。一止多少算个怪人，爱喝酒，爱说冷笑话，冷面下藏着热心肠。他的平凡日子交叠着各种情绪，温情、徘徊、对死的无力感……归结起来是人性，或者说“医者天性”。以小见大并且动人的小说，这是一篇佳例。

说到桐野夏生，也算是个经历波折的作家。她出道时写的是少女恋爱小说，境况不佳，用日本出版界的说法就是“万年初版作家”。直到一九九三年以一部冷硬推理《濡湿面颊的雨》打开困境，就此转型。她的小说多被归作推理一脉，其实不注重寻找罪犯，而是挖掘人性深处的幽微。如近年来获谷崎润一郎奖的《东京岛》，描写孤岛求生，主人公是三十余名男性中惟一一名女性，绝对称得上异色作品。

桐野的新作《有什么》则展现另一重面貌，这部小说几乎通篇是著名女作家林芙美子的“第一人称手札”，颇有点借笔还魂的架势，更像是一部林芙美子亲笔写成的回忆录。是小说？还是真实？读者不免心旌动摇，待读到其中曝光的惊人“内幕”，更有种时光恍惚的错觉。

题名来自林芙美子旧作《北岸部队》的开篇诗句。“割下的草的黄色/还有田野里的红色花朵/有疲劳和成熟/还有什么。”这个暧昧的标题背后，隐藏的是林芙美子一段可证又不可证的经历。和许多当时的日本作家一样，她在太平洋战争前期被军方派遣到南亚，辗转在各个岛国之间撰写报道。说可证，是因为有官方的各种报章杂志留存，说不可证，是由于她的路线、视点乃至笔下的文字都遭军方严格控制，很难窥见作家的私人情绪。

桐野的创作故事从几封书信往来开始，那是林芙美子的侄女与一位出版社编辑的通信，时间是芙美子本人和她的丈夫、养子都已去世多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编辑是芙美子的女性好友之子，所以言语间更像是两个晚辈在追念长辈。信中，侄女告诉编辑，在芙美子丈夫要求她毁去的画作中，夹有一份想必是由芙美子写下的手札。她无法判断是小说还是实录，更不知该销毁还是出版，所以交由他过目。

接下来是近四百页的手札。写于一九四三年六月至当年九月，既夹杂了这三个月间的家庭琐事，更多的则是对近一年以前的南方之行的回忆。

说到行走，那几乎是林芙美子的天性。她是流浪商人之女，没受过正经教育却向往别样生活，她打工赚钱换来四年的教育，养成率直透彻的文笔，以日记体的《流浪记》一举成名。一九三七年，她在南京，一九三八年，她又奔赴武汉，成为各个战场的“首赴女作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完全是被当时军部利用写成的鼓吹文字，那些作品也渐渐被人遗忘。被后人阅读的则是《流浪记》和晚期的《浮云》，都是坦荡荡写尽女性生活情态的故事。

林芙美子在日本文人界的文名估计和恶名一样高，一方面是她在某个特殊时期被军部和媒体大加赞赏，另一方面是她为人“恶俗”，加上性子直，不好相处。芙美子是个活得掷地有声的女人，并把写作看得高于一切——不仅当作艺术，更当作生命和生活的根本。她靠一支笔创立新生，又怎么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她有所有暴发户的不耐和虚荣，也有暴发户的对美与高雅的饥渴。再者，性情中人的她不懂国情军情政情，却有着身为流浪者的本能。

于是在桐野夏生的笔下，林芙美子搭乘伪装成医护船的船只远赴南洋。战争已近衰微，虽然军方仍然是大言不惭的口气，身为作家的女人却在南亚体验到惶然。日本这样贫弱的国家，真的可以任意妄为到把手脚伸向富饶的南方吗？她抱着对未来的不安，克服羁旅的种种不便，忍受媒体间的倾轧龃龉，一心渴望与担任新闻记者的情人谦太郎在南洋相见。

桐野夏生出生在战后，她笔下的日本军人却是相当传神。也正因为出生在战后，才能有这样的反思和犀利吧。林芙美子身边那个看似憨厚的勤务兵野口，不断被她怀疑是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睛，又一次次取得她软弱的信任。直到野口因登革热住院，换来一个不加掩饰的松本，芙美子才发现战争的阴影其实罩在每个人的头顶，而且远比她多年见闻沉重得多，可怖得多。无论是她的南行，还是和谦太郎见缝插针的见面，竟然全出于军部的巧妙安排。因为曾经赴欧的情人被怀疑是英美间谍，于是才有了这些短促炽烈的南洋会面。

全书中最为着力的是宪兵松本和芙美子之间的对话。作家也是普通人，普通人面对巨大阴影的恐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虽然害怕得几乎崩溃，芙美子仍勉力支持，为的是庇护情人。松本不断发出让她配合套话的威胁，又说谦太郎已经有酒精中毒的趋势，并嗤之以鼻。芙美子对此回答，“他是个纤细的人，如果不喝点酒，大概是受不了吧？”

“受不了什么？”宪兵问。

芙美子在心中回答，像你这样的家伙。

最终导致芙美子和谦太郎分手的不是无形的眼睛，而是谦太郎在醉后吐露的内心不屑。谦太郎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错，他说，你写的《北岸部队》不会留到后世，那只是为军队写的。

他们先后回到日本。她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决定偷偷生子，再谎称抱养。手札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告终。尾声的信里，侄女表示要把手稿销毁，让往事随故人尘封。

正如小说中读到手稿的编辑在信中所写，掩卷后，感到芙美子这个人仿佛就在眼前。读完厚重的《有什么》，我也有同样的惶惑。这真是桐野夏生的新小说？还是从哪里翻出的旧日手札？一个女人所经历的历史在文字间扑面而来，不带半点陈味。桐野写活了芙美子，更透过芙美子率真的眼折射某个荒谬的大时代。

说点关于本书的题外话，林芙美子一生笔耕不辍，她写到死红到死，也被人骂到死——战后，她曾被日本文化界作为随军作家强烈否定。仅从这部小说就可看出，当时作家几乎全部从军，林芙美子绝不是少数。而她曾因借钱给共产党朋友而入狱，却又少有人提及。她去世时，川端康成曾致以这样的追悼词：“林女士在生前对别人也做过些恶劣的事，不过再过两、三个小时就会成灰了，敬请原谅故人。”

无论如何，读过《流浪记》的人大概都会明白，林芙美子只是活得格外鲜烈，她的正义也只是个人之义，一直如此。考虑到那是她十七岁开始写的日记，而她死于四十六岁，更觉其光芒短暂。在这个意义上，隔了几十年，同样是女作家的桐野夏生比她深刻，也比她敢写。毕竟写自己容易，难的是直面历史。不过以林芙美子的个性，说不定会在坟墓里怒吼，说“哪有我写得好。”